污泥是什么？难道不是一下雨就黏糊糊脏兮兮黑漆漆的泥巴状物质？

    如果在网络搜索”污泥”条目，你会发现我们对这个熟悉词的认识可能是陌生的----污泥是污水处理后的产物，是一种由有机残片、细菌菌体、无机颗粒、胶体等组成的机器复杂的非均质体。

    简单的说，污泥与污水相伴而生，它是污水处理中分离出介于液体和固体之间的浓稠物。

    住建部的统计显示，截至2013年底，中国有99%的城市建设有污水处理厂。而国内城市、县每年累积处理城镇污水约445亿立方米，其中产生含水量的污泥超过3000万吨。

    那么，污泥是废物吗？当然不。

    相反，这种因藏着无数微生物而散发臭味的物质蕴含着资源化的巨大潜能。

    污泥去哪儿了：六成被丢弃或进入土地

    污泥的主要成分是有机物，且它富含氮磷钾等无机营养物，对于农业来说是良好的肥料。因此，发达国家对污泥的综合利用多数投向农业。

    事实上，世界上许多国家已从法律层面上把“污泥”的定义改为“生物固体”，而不是废弃物，并强调和推进生物质能源的回收利用。

    有数据显示，美国的污水处理厂每年产生约560万吨干污泥，其中大约60％用于农业；日本年产污泥223万吨，其中131万吨用于建材，35万吨作为农用；而英国和法国每年产生的污泥，60％用于土地。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王洪臣列举了一组数据：截至2010年，欧盟27国污泥的农用比例是39%；预计到2020年，这个数字将超过50%。

    欧盟预测，污泥农业利用比例今后还将逐步提高。这个判断是基于全球对化肥需求持续增大，化肥生产量持续升高的趋势。

    在世界另一主要经济体北美地区，虽然那里土地资源充足，但意外的是，污泥填埋的总体较少。你会发现，六成左右的污泥用于农田肥料之外，还有17%被填埋，20%被焚烧，3%用于矿山恢复的覆盖。

    中国污泥业三大瓶颈：资金、技术、“顶层设计”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杰一直在呼吁“让污泥回到农田做肥料”。

    然而反观国内，污泥处理处置现状堪忧。相关统计显示，填埋这种原始、粗放的办法仍是我国污水处理厂最终处置污泥的主要方式。据住建部的统计，在污泥的资源化利用上，建材利用、焚烧、制肥的总量约占四分之一。另一份数据则显示，有大量污泥去向不明。因此，业界流行“治水不治泥，等于白治理”的说法。

    为此，5月17~18日，中国水协会排水专业委员会、全国污泥处理处置促进会、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中科博联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举办“首届污泥高峰论坛”，两百余名污泥处理行业产官学研界人士齐聚上海松江，为污泥的无害化和资源化利用出谋献策。

    在业内人士看来，中国污泥处置和资源化利用步履迟滞有一部分原因来自民间对其“二次污染”的担忧。

    这并不难理解。泥沙俱下，生活、工业废水所含物质如此繁杂，以至于污泥中不可避免含有病原体和重金属。

    这其中，病原体广泛传播可危及公共卫生安全，而重金属在土壤累积可降低土壤环境质量，导致公众健康风险。

    事实上，多年来环保组织反对“将污泥往土地倒”的声音不断，这也促使污泥行业一直在思考如何将污泥尽可能的“无害化”处理。

    污泥及其处理过程的臭气污染问题通常也颇受诟病。然而，根据上海松江污泥好氧发酵工程的2年多运行结果，只要选用先进、成熟的智能好氧发酵技术设备，污泥厂的臭气问题是完全可以控制的。在松江污泥厂好氧发酵车间的2层，甚至还专门设有一个供休闲和品尝咖啡用的咖啡屋。该工程是国际上臭气控制最为成功的一个标杆，其长期稳定运行也说明臭气污染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在此原因之外，中科院地理资源所环境修复中心主任陈同斌认为，技术、资金都是限制国内污泥行业发展的瓶颈。

    在陈同斌看来，国内污泥处置的成熟技术相对较少，技术路线上也未达成十分一致的共识。此外，责任主体不明晰也导致污泥处理处置的资金无法保障。

    陈同斌认为，首先要明确的是，污泥并不来自污水处理厂，它来自生活污水，因此责任主体应该是排污者。

    然而尽管污水处理费征收在各地已是常态，国内单独开征的污泥处理费却几乎没有。投资和运营资金的短缺导致许多污水处理厂只能对污泥简单处理。多年运行结果发现，污泥填埋会毁坏垃圾填埋场，加大二次污染风险。

    在陈同斌看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并不一定是单独向市民征收污泥处理费，但需要明确政府要承担这部分费用――从财政出钱，“比如有的地方规定每吨水补贴两毛钱的污水处理费，就可以一定程度解决处理费用问题。”

    此外，“顶层设计缺陷”是许多污泥行业研究者和业界人士提到的问题。“污泥处理处置行业缺少标准规范，部门条块分割严重，市政、环保、农业等部门意见不统一”。

    在王洪臣看来，一方面中国污泥处理处置尚未形成统计体系，准确数据未知。这意味着“家底不清”，在此基础上研究和决策自然缺乏依据。另一方面，在完善行业标准基础上，还需发布可操作性强的污泥农用技术规范或规程，否则无法保证达到标准。然而，“《土壤标准质量标准》已经施行２０年，新版何时发布？新版《农用污泥污染物控制标准》何时出台？”王洪臣反问道。

    欧美:用严格的标准和执行说服反对者

    当然，反对污泥回田的声音并不仅存在于中国。

    以如今污泥资源化利用程度较高的欧盟和美国为例，反对派甚至是一股很活跃的力量。而这轮争议的源头是污泥利弊鲜明的两面性：一方面它富含有机物；另一方面它可能携带病原体和重金属。

    王洪臣介绍说，在美国，存在一个有规模的反对污泥农用群体，其中包括大学、研究中心、行业协会以及非政府组织等数十个组织。

    2008年，Center Food Safety 牵头49个组织给Barbara Boxer 提案，要求废除美国联邦503法案，理由是法案中没有有毒有机物标准，不能保证公众健康安全。

    而在欧盟，荷兰、希腊、比利时和芬兰基本不采用污泥农用。其中，奥地利固体废弃物立法强调营养物循环利用优于能量回收，亦即支持农用，但公众对毒性有机物进农田反响较大，因此实际行政决策多采用焚烧。此外，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和弗兰德两个地区制定了苛刻的农用标准，因此，污泥农用比例接近零。

    然而总体来说，欧盟和美国的官方对污泥回田都倾向于积极而乐观的态度。

    如欧盟环境委员会认为，污泥产生于污水处理过程，浓缩了污水中的重金属、难降解痕量有机物以及病毒、细菌等病原微生物。然而，污泥又富含氮、磷等营养质，同时含有价值的有机质，这些有机质对于贫瘠和受侵蚀的土壤极其有帮助。

    而美国官方认为，污泥是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半固体或液体剩余物。经过处理后，污泥可变成生物固体，生物固体是富含营养质的有机物质，是处理后的污泥衍生产物。他们认为，符合法规要求的生物固体，可以作为肥料循环利用，改善和维持土壤的地力，促进植物生长。

    当然，无视反对者的声音而一味推行政府认为对的政策显然并不可行。欧盟和美国平衡民意的办法是，制定了科学合理的污泥农业标准体系，并严格执行。另外，面对污泥农用的质疑，西方国家不断对农用标准进行评估和修订。

    以美国为例，鉴于大量反对意见，2002年，美国国会责成联邦政府委托美国国家科学院（NAS）组织环境、毒理、生态等方向数十名专家对CFR 40 PART 503这部环保法案执行十年以来的健康风险进行了独立评价。

    最后NAS评价认为：没有科学证据证明，CFR 40 PART 503 没有保护公众健康。同时，NAS 建议EPA应定期跟踪、监测、评价有机化学污染物和病原体，及时作出修订，并确保法案严格执行。

    按照NAS建议，EPA（美国环境保护署）每两年进行一次对503法案的评估，从2005、2007、2009到2011，迄今已开展四次，每次评估样本80-100个，监测指标包括：重金属、无机离子、持久性有机物、药品及人工护理品（PPCP），重金属总体不超过503法案的规定，基于前四次的监测及相关研究，2012年计划评估在503法案中增加有机污染物。

    此外，就在2011年3月21日，美联邦发布了污水污泥焚烧新排放标准和法案，新标准和法案远严格于旧法。而制定这一严格法案的目的有二：一是通过本法案实施，期望到2015年，每年增加减排4磅汞、1.7吨镉、1.5铅、450吨酸气、58吨颗粒物；二是促使业主放弃焚烧，采用循环再生利用技术。

    在中国专家看来，正是上述国家严格的标准和执行有效规避了污泥回田的环境和健康风险。

    （部分内容参考王洪臣教授在5月17日"国内外污泥处理处置技术研讨会”上发言）